“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洪深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走私》、《汉奸的孙子》等多部独幕剧，在街头、广场、剧场广泛演出，无情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的罪恶活动，激发了人民群众抗日情绪和斗志。在“七•七”卢沟桥事变的当月，洪深就参加了话剧《卢沟桥》的演出。接着，他赶赴南京导演田汉新编的活报剧《卢沟桥》。当戏正要开演时，南京卫戌司令部突然通知停演。洪深当即打电话给国民党中宣部部长邵力子，据理力争，获准演出。他面对那些在剧场内捣乱的国民党特务，上台慷慨激昂地向观众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驻华大使馆压力的真相。痛斥在场特务阻挠演出的无耻行径，观众们为洪深爱国激情所感染，一起把特务们轰出剧场，使《卢沟桥》胜利上演。

为了抗日救国，洪深毅然放弃了大学教授的职位，参加上海戏剧救亡协会主持的救亡演剧队，并任第二队队长，他动员夫人把孩子送到香港弟弟家，自己留下遗书，率队奔赴抗战疆场。他与冼星海、金山等，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过着每天只有一毛钱生活费的艰苦生活，辗转南京、徐州、开封、郑州、武汉等地，演出了《九一八以来》、《放下你的鞭子》等剧，一路宣传抗战，鼓动民众。1938年春，在武昌国民党召开的一次茶话会上，行政院长汪精卫对抗战形势发表悲观失望的论调，洪深当场站起来愤怒驳斥：“我对汪副主席的话有意见。”语惊四座。同年四月，在国共合作新形势下，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成立，周恩来代表中共方面任政治部副主任，从来决不做国民党官的洪深为抗战大局在三厅主管戏剧音乐工作，他协同郭沫若、田汉将汇集于武汉的各救亡演出队与进步戏剧团体改编为10个抗战演剧队和5个救亡宣传队。抗战胜利后，他随复旦大学迁回上海。期间，他热情支持“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进步学生运动，遭到校方的解雇。在迎接新中国诞生的日子里，他编写了《几番风雨》等四部电影剧本。他有一篇写于1945年但未发表的文章《戏剧官》，文中着重揭露了反动当局腐化贪污，官僚主义种种丑态恶行，显示了他热忱地为民请命的博大胸怀。1948年，中共地下党安排他到达东北解放区。翌年2月到北平，5月赴苏联参加第一届世界和平代表大会。

1934年，洪深经梁实秋先生的大力推荐，校长赵太侔的诚心邀请，加之赵太侔的夫人、著名话剧演员俞珊等人从旁劝说的情况下，情不可却地来到了山东大学接替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

洪深一到山大便一改照本宣科的传统授课方式，而是在讲好课文的前提下，着重于结合现实社会，注重实际应用，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课堂上先生讲课生动活泼，学生反映热烈，效果很好，深受广大学生的欢迎。不仅如此，他还给外文系四年级学生开了《浪漫诗人》、《大学戏剧》等课。洪深先生在山大虽只有两年的时间，但作了大量工作。他打破了学生只知埋头读书的死沉气氛，开展了校内、校外的戏剧演出，不仅活跃了山大，而且活跃了青岛。他创办了“山大剧社”，由他导演和主持演出的著名话剧《寄生草》（即《少奶奶的扇子》）在校内、外演出后，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他还对进步的“海鸥剧社”作了大力指导，使中共地下党支部通过剧社作了大量宣传工作。

为了改变当时山东大学所在地青岛文化生活贫乏的状况，洪深和老舍、王统照等12位文化名人，在1935年7月的一次聚餐会上决定筹办文学期刊《避暑录话》。此期刊于7月14日正式创刊，随青岛《民报》发行，每周一期。这个刊物的名称是洪深起的，其目的就是以“避暑”为名，抒发自己心里话。刊物的发刊词也是洪深起草的。《避暑录话》虽仅仅出刊了十期，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纷纷汇款争相订阅。

洪深在山大期间，除授课外，还继续电影创作，于1934年完成了电影剧本《劫后桃花》。影片描写的是德国侵占青岛后的故事，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揭露了这群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效劳的汉奸的无耻嘴脸。明星电影公司于1935年将此剧拍成电影，由著名影星胡蝶担任女主角，放映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映，被誉为历史的照妖镜，青岛历史的真实写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洪深在复旦大学教书，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力邀他“出山”，担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他还历任中国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剧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协理事，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在周总理的领导下，积极从事中外文化交流事业，并为之尽心竭力，鞠躬尽瘁。

洪深南人北相，身材魁梧，说起话来节奏快而有力，声音宏亮，感情奔放，无私无畏。他的朋友和他的敌人都曾说他是“洪大炮”，晚辈们爱称他是“黑旋风”，年轻的学生后辈则尊敬他为“洪老夫子”。我想：“大炮”的胆略、正直，“旋风”的气概、风采，“老夫子”的渊博才华、循循善诱，融合起来正是他的完整形象吧。洪深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话剧、电影的奠基人、大艺术家和学者，同他在待人接物，处理人际关系以及工作方法等方面的特有性格、作风是分不开的。他的挚友是这样评价他的：洪深是一个时时处处都在为中国人民，为中国人民的戏剧电影事业勇猛战斗的战士。1951年，舅父到南方视察，途经济南，来到了刚由上海迁到济南的我家看望我的父母，他嘱咐他们要克服眼前的暂时困难，要相信党和国家的政策，要永远跟党走。时间短暂，且来去匆匆，没想到这竟是他与我们的诀别。1955年，他出访东欧等八国，途中在波兰发现患有肺癌，提前回国。弥留之际，敬爱的周总理亲自去看望他，体现了他们长期交往的深厚友谊和周总理对我国老一代文艺革命家的关心和爱护。同年8月29日下午5时13分，洪深先生与世长辞，病逝于北京医院。

洪深先生博学多才，一生共写过36部电影剧本，44部话剧剧本，导演了10部电影话剧和10本电影戏剧理论著作和40多篇论文，并为当代中国的话剧、电影事业奠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还先后在包括山东大学在内的六所名牌大学执教，可谓桃李满天下，著名导演谢晋就是他的得意门生。青岛文化名人雕塑园有他的塑像。洪深先生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和他丰富的人生经历，为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的文艺创作，提供了许多有益启示。

著有《洪深文集》《洪深选集》，洪深一生创作、编译了38部话剧剧本，作品大都取材于现实生活，时代特色鲜明。如《卖梨人》《贫民惨剧》《赵阎王》《五奎桥》《香稻米》《包得行》《鸡鸣早看天》等，还与别人一同创作由他执笔的多部独幕剧如《咸鱼主义》《走私》等。

他还著有大量理论批评著作，介绍西方话剧知识。理论著作有《电影戏剧表演术》《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戏剧导演的初步知识》等。

洪深的主要成就在舞台艺术方面。他30年间先后导演了《少奶奶的扇子》《李秀成之死》《法西斯细菌》《草莽英雄》《鸡鸣早看天》等大小剧目约40个。他重视戏剧的社会效果，并能对不同的剧本采用不同的创作方法。他是个深谙表演艺术的导演，善于用多种方法启发诱导演员。导演手法多样，且富于创造性，为中国的话剧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是他的《农村三部曲》。

他从中国话剧和电影的草创时期开始，就开始了编剧、导演、表演等全面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是中国现代话剧和电影的奠基人之一。